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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稅率和死亡吏率背后的權力邏輯與理論袈裟

文章來源:劉太剛   發表時間:2017-01-15 20:05:59




一、捅了馬蜂窩的李煒光和“死亡稅率”


2016年11月,天津財大李煒光教授基于對全國四個城市民營企業家的調研,拋出了“死亡稅率”的說法,引發了企業界的強烈共鳴和財經圈的激烈爭論。


李煒光說:40%,或30%的稅負對企業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死亡,或可以叫‘死亡稅率’。因為在我國,除新興行業以及金融等領域外,大部分企業的利潤率都不到10%,30%—40%的稅費負擔足可以導致大多數東部沿海加工業企業處于困境之中,甚至虧損倒閉。”


李煒光還說:“種下重稅主義的因,就等著收經濟下跌的果。中國傳統社會就是這么個規律,天下本就沒有什么新鮮事。一個剛剛增長了20多年的新經濟體,本不該這么快就進入衰退期的。試想,如果把我國的宏觀稅負水平降到國際平均水平線上,將會釋放出多大的企業活力和經濟供給能力呢?這不就是“供給側改革”的要旨所在嗎?”


李煒光死亡稅率的說法,加上曹德旺以自己在美國投資辦廠的切身經歷力陳中國企業的稅負比美國重的新聞報道,引發了公眾輿論對“死亡稅率”與“曹德旺跑了”之間的交叉共鳴,一時間使中國企業的稅負問題成為了千夫所指。


針對李教授“死亡稅率”的說法,稅務主管部門顯然不認可。2016年12月22日,國家稅務總局網站刊文《“死亡稅率”之說嚴重誤導公眾》。文章作者,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李萬甫認為,“‘30-40%’的‘死亡稅率’是‘我國當前經濟持續低迷的真實原因’這一結論,嚴重曲解和低估了導致經濟下行壓力的深層次原因。”李提出要正確看待我國的宏觀稅負的水平:


“宏觀稅負并沒有一個統一的口徑,通常結合政府收入構成狀況,分為大、中、小口徑:大口徑宏觀稅負是指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按照IMF統計口徑測算,2012—2015年我國宏觀稅負接近30%,遠低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42.8%,也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33.4%;中口徑宏觀稅負是指稅收收入和社會保障繳款之和占GDP比重,按照OECD測算口徑,2012-2015年我國宏觀稅負23.4%,而2014年OECD國家平均水平為35.5%;小口徑宏觀稅負是指稅收收入占GDP比重,2012-2015年我國宏觀稅負18.5%左右,并逐年下降,按照IMF數據測算,2013年發達國家為25.9%,發展中國家為20.4%。

此外,我國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高新技術企業適用15%稅率,世界上征收企業所得稅的126個國家標準稅率平均為23.7%,歐盟國家所得稅標準稅率平均為22.1%,OECD國家平均為24.8%;我國增值稅標準稅率為17%,還有13%、11%和6%的低檔稅率,實行增值稅國家標準稅率平均為15.7%,歐盟國家增值稅標準稅率平均為21.6%。

綜上可以看出,我國的宏觀稅負水平總體上還是比較低的”。


2016年12月23日,國家稅務總局官網頭條又轉發了新華社題為《理性看待企業稅負之爭》的文章,該文章匯總了12月22日在北京舉行的一場稅負問題專家研討會的觀點:“研討會上,多位專家指出,‘死亡稅率’的說法更多是一種情緒表達,表述也有片面、不嚴謹之處,爭論關鍵點在于要區分清企業稅負和企業總體負擔是兩個不同概念,不能簡單把多要素成本上升導致的企業生存空間艱難,都歸罪于企業稅負重。


對于這些有官方背景的學者的批評,李煒光倍覺壓力:“反攻來勢洶洶。財稅背后是政治,所以要是弄清這個問題,面臨很大風險,我就是捅了馬蜂窩。這個話題是我引起來的,我解釋清楚,以后就撤了,什么也不說了。” 李煒光強調,他之所以得出民營企業實際稅負接近40%的結論,“主要靠調研,官方數據作為輔助分析。從宏觀數據分析,我國宏觀稅負率約37%,政府稅收90%由企業承擔,微觀企業稅負率就很接近這個數據。”


“如果用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中的“總稅率”指標來衡量我國企業所承擔的稅負,2013年—2016年,我國企業總稅率分別為68.7%;68.5%;67.8%,68%,這個數據遠遠高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煒光與國稅總局方面的諸學者各說各理、各引各數之后,李克強總理在2107年第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關于企業稅負的講話,為雙方爭論的實質揭開了面紗。總理說:“最近有聲音認為企業稅負過高,其實仔細掰開來算細賬,主要是企業的非稅負擔過重。企業成本高在哪兒,還不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


敏銳的資深財經記者文玉伯對總理的上述講話做出這樣的解讀:

“從總理的說法看,國家稅務總局的強烈反彈是有其道理的。國家稅務總局不愿背“死亡稅率”這一超級大黑鍋,是因為企業上繳的各種費用,并沒交給它,以及整個國稅系統。有很多費用是被其他機關、部門、單位、團體等組織收取了,但賬卻算到了國家稅務總局身上。” 【文玉伯:《“死亡稅率”大交鋒 稅務總局不背鍋 總理發話了》】


也就是說,李煒光與國稅總局方學者之間貌似非常激烈的爭論,實際上只是概念之爭—“死亡稅率”中的“稅”究竟是廣義的還是狹義的?是名義稅負還是實質稅負?李煒光從廣義的稅(負)的概念出發,不管叫作“稅”還是叫作費或金等其他什么名稱(如五險一金),只要是政府強制企業必須繳納的費用,都算作企業稅負,從這個實質稅負的角度看,“死亡稅率”真實存在,這個提法也沒錯;而稅務總局方學者的觀點是,從狹義的稅的概念出發,從名義稅負的角度看,“死亡稅率”確實言過其實,造成誤導,讓人誤以為國稅總局收稅把企業收死了,要為近年的經濟困境負責。這個隱含的黑鍋確實讓國稅總局嚇破了膽,其強烈反彈也可以理解。

二、助拳的“死亡吏率”和“隱性稅負”

其實,早在總理發話之前,很多學者已經看到了“死亡稅率”中的概念歧義。對此,李煒光的課題合作者馮興元研究員在微信公眾號上發文,力挺李煒光:《民企背負的不僅是“死亡稅率”,還有“死亡利率”與“死亡吏率”》


馮興元一口氣列出了五個口徑的宏觀稅負的計算方法及其數據:

口徑1:正常口徑的宏觀稅負,就是把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社會保險基金收入,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以及國有企業利潤加起來除以GDP。2015年我國正常口徑宏觀稅負(口徑1)為38.5%。

口徑2:就是口徑1宏觀稅負加“三亂”(亂集資,亂收費,亂攤派)收入占GDP的比率,2015年該口徑宏觀稅負至少為40%。

口徑3:口徑2中“三亂”的計算是保守的小口徑估算,沒有考慮到地方政府以低補償標準、不按市場價格標準支付征地費用,其實就是地方政府獲得大量與征地有關的隱形收入,可以以保守方式按GDP的2%來估算。加上以后就得到更寬口徑的宏觀稅負(口徑3)42%。

口徑4:中國2015年的通脹率(以消費者價格指數衡量)為1.4%。通貨膨脹等于征稅,因此也叫“通貨膨脹稅”。我國比上述計算更寬口徑的宏觀稅負(口徑4)需要進一步考慮通脹率。其計算方法就是把口徑3+通脹率,得到43.4%。

口徑5:由于目前霧霾問題嚴重,或者為了迎接大型活動,有關地方關閉工廠、工地或者市場,或者限制開工開業。對于企業來說,其蒙受的損失,至少也算是一種“稅費”。這種“稅費”可以至少按GDP的1%計算。這樣得到寬口徑宏觀稅負(口徑5),等于口徑4+停工損失率,得到44.4%。


馮興元還進一步指出:“上述口徑還沒有考慮這么多年來各地往高虛報GDP增長率所導致的GDP虛增造成的宏觀稅負計算公式中GDP分母偏高問題。也沒有考慮我國2015年一般預算赤字23551億元(即赤字率達到3.48%),更沒有考慮到其它政府負債的凈增狀況。因此,我們還沒有計算口徑6,口徑7和口徑8的宏觀稅負。”也就是說,按照口徑6、口徑7、口徑7所計算的宏觀稅負,還要在44.4%的基礎上繼續加若干個百分點。


馮興元還指出:“其實,民企的慘景不僅僅限于‘死亡稅率’,很多民企還面對著‘死亡利率’,甚至‘死亡吏率’”。前者是指企業無法承受的民間借貸利率,后者是指政府部門對企業的騷擾比率或騷擾程度。


這樣,馮興元就以不同口徑計算的宏觀稅負,清楚地指出了“死亡稅率”對“稅”的廣義界定,力挺“死亡稅率”的說法并沒有錯。


其實,為李煒光助拳的不僅僅是其合作者馮興元。很多企業家和學者都發聲力挺李煒光。肖鷗12月31日在西部新聞網上發文——《中國經濟這四個“隱性稅負”,比“死亡稅率”更致命》,認為“中國經濟運轉中的大批環節,存在著難以估計的隱性稅負。”主要有四項:

1、屋檐稅(即政府或公務人員通過吃拿卡要搶從企業獲得的經濟利益)

2、通脹稅(即貨幣超發導致的通貨膨脹)

3、窮人稅(即個人所得稅以窮人為主要繳稅主體的稅收結構)

4、分配失衡(中國在醫療、養老、社會保障偏低,在行政、建設領域偏高)


肖文的結論是:“對比名義稅率,中國經濟的四個隱性稅負,才是掏空經濟動能的致命毒瘡。”這樣的說法,和總理后來的講話精神基本一致,也算為國稅總局卸下了一個包袱。

三、問題的背后:權力對民財的死亡汲取

在筆者看來,無論是“死亡稅率”還是“死亡吏率”,抑或更致命的隱性稅負,背后所反映的問題實質在于權力對民財的過度汲取。當這種汲取超出了民間所能承受的限度時,或可稱作死亡汲取。


在中國歷史上,死亡汲取的例子不僅屢見不鮮,而且是所有專制王朝都逃不脫的宿命。兩千五百年前孔子發出的“苛政猛于虎”的感嘆,正是歷史上這種死亡汲取的可怕后果;而苛捐雜稅、橫征暴斂、敲骨吸髓等成語,則反映出歷史上這種死亡汲取的實現方式。


死亡汲取作為歷代專制王朝的宿命,印證了英國人阿克頓勛爵的名言:一切權力都有腐敗的傾向,絕對的權力絕對導致腐敗(All 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法國人孟德斯鳩也說過類似的話:“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而死亡汲取正是權力的體制性腐敗或系統性腐敗的體現,也是權力的體制性濫用或系統性濫用的體現。


雖然死亡汲取歷朝有之、史不絕書,但中國歷史上后果最嚴重的死亡汲取卻發生在當代,發生在我們身處其中的新中國。


在新中國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1959-1961),盡管因饑餓而死(包括因饑餓病死)的確切人數已難以考證——從餓死1千多萬到6千多萬的各種說法都有一定依據,但較為折中的說法——3千多萬卻較受認可,畢竟較為可信的是:河南一個信陽地區餓死的人數就達一百萬,四川一個涪陵地區餓死人數則達兩百萬,且當時“人相食”的說法也被中央所認可。按照南京大屠殺死難者30萬的統計方法和統計口徑,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全國餓死人數超過三千萬的說法并不夸張。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被冠以“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這樣的時代名稱,但導致人相食且幾千萬人餓死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自然災害,而是國家對農民的糧食征收和對農村青壯勞動力的政治動員(從農業生產動員到大煉鋼鐵等政治運動)。因此當時餓死的基本都是農村人口,城鎮人口因受國家的糧食保障而鮮有餓死。一份對四川滎經縣當事者的訪談記錄清楚地揭示出三年自然災害背后的死亡汲取:

余:當時你們3隊、4隊兩個隊合在一起辦的食堂,這兩個隊有餓死人嗎?你們食堂死了多少人?這兩個隊死了多少人?

季:具體數字我不清楚,我早出晚歸在上學,只是看到村里的死人太多了。人死的多,他們說是三年自然災害,沒有天災,主要是人病。那幾年滎經風調雨順。就是58年秋天雨水多一點,我是早出晚歸,也曉得一些情況,沒飯吃的,是高征購,浮夸風,把糧食都征上去,農民沒吃的,餓死人。

余:你家里有人餓死嗎?

季:我家6口人,過“糧食關”,餓死了5口。

因為我讀高中,學校每月有17斤指標的糧食吃,才沒餓死,也,臉腫得像面盆,腿腫得如同象腿,我要是在家也就餓死啰。【余習廣:《滎經慘案調查之<一家人慘死的季恩全說滎經慘案>》】


而被訪人因讀高中在學校吃飯(每月有17斤指標的糧食),雖然也餓得浮腫,但卻保住一條命。


被訪人說得很清楚:“那幾年滎經風調雨順”,“是高征購,浮夸風,把糧食都征上去,農民沒吃的,餓死人。”


被訪人所不知道的是,在全國很多地方出現嚴重饑荒的情況下, 1959年中國向國外(主要向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出口糧食415.75萬噸,糧食出口量達到歷史最高。


被訪人所在的滎經縣屬于四川雅安地區,是當時四川餓死人比例最高的縣。而且由于極左思想的影響,該縣的“自然災害”比全國其他地方又延長了一年。童梓平、吳阿寧在《大劫難:1959-1962年四川滎經大饑荒紀實》中引用了官方的人口統計數據:

《滎經縣志》(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三篇,第一章,第一節“人口變動”,第112頁表格羅列了以下一串數字:

可見,從1958至1962年,在沒有戰爭、瘟疫和明顯的自然災害的情況下,該縣人口直減54061人,約減少43.7%,這還沒把這期間新出生的人刨除在外。


兩位作者曾做出過這樣的總結:“1959—1962年滎經大饑荒有三個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特征:一、餓死人比例居全國之冠;二、風調雨順;三、有大量庫存糧食。”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大規模餓死人的事件,其主要原因不是國家的死亡汲取又是什么?


四川本是天府之國,兩千多年一直是中國的糧倉,但這三年卻成為中國餓死人數量最多的省份。同樣,信陽地區本是魚米之鄉,有“北方江南”之稱,卻成為河南省餓死人數量最多的地區。如果不是國家對糧食和勞動力的過度汲取,又怎么會發生這樣的人間慘劇?


不要以為死亡汲取隨著改革開放而被徹底扔進了歷史的垃圾箱,它其實并未遠去。最近網上流傳的一篇關于重慶經濟真相的文章,其中的一些數據頗為耐人尋味:

2006年重慶的固定資產投資額2451億,GDP為3486億,固定資產占GDP的比值為70%。這算是很正常的水平。到2007年, 某位雄心壯志的人物遷任重慶書記,就在當年,固定資產投資額3161億,GDP為4111億,投資額占GDP的比值為77%。這已經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增 長。此后重慶就完全陷入了投資依賴之中。2008年固定資產投資額占GDP的比值為79%,2010年就上升到了88%。這大概就是在這位充滿話題性的書記治下,重慶實現經濟騰飛的真相。

2007年到2010年,4年時間,重慶的固定資產投資額從3161億上升到6934億,升幅高達119%,而GDP則相應的從4676億上升到7925億,升幅也只不過是70%。劇烈上升的投資如同流水一樣的花了出去,帶來的經濟增長,也只不過是爾爾。

2012年,話題書記鋃鐺入獄,當年度重慶的固定資產投資額為9380億,GDP為11459億,比值為82%。【月冷蠻荒:《垃圾產能之都:重慶的真相》】


在此,該文作者想說的是重慶經濟對投資的依賴及重慶經濟增長的質量,而我想問的是,這些錢是哪來的?當年的重慶書記鋃鐺入獄之后,重慶以打黑之名對民營企業進行血腥搜刮的黑幕才逐漸揭開。當時重慶違法建立了 “打黑專戶”制度,在相關案件終審前,警方就直接把企業的錢款劃扣給政府的“打黑專戶”,并由專案組接管企業,造成眾多遺留的資產債務處置不知所終。那幾年重慶究竟以“打黑”之名搜刮了民企的多少財富?至今仍是個迷。


不要以為這種極端的死亡汲取只存在于特定時期的重慶,浙江的吳英案、湖南的曾成杰案的背后,難道沒有一些人借權力之手大秤分金的影子?


當然,直接以害命的手段來汲取民財,只是死亡汲取的一種極端的表現形式。死亡汲取的常規武器還是那些溫水煮青蛙式的合法和非法手段。在此,要說一句讓稅務總局開心的話:在死亡汲取的十八般武器之中,稅務系統的征稅(即名義稅負)應該是最文明的一種,盡管這其中也可能含有不文明的成分。


所以,或許真的如稅管方所暗指的那樣:別總盯著名義稅負,減稅解決不了死亡汲取的問題。

四、死亡汲取的理論袈裟:以財政汲取能力為核心的國家能力理論

由于權力具有天然的腐敗傾向,在約束不足的情況下,權力對民財的死亡汲取在中國歷史上不停地循環播放。為避免這種悲劇,先哲和明君都曾反復告誡后世當權者要自我節制,防范無制約的權力跌入這種死亡汲取的深坑。


一個典型例子是儉德在中國君主德行中的地位。歷代明君對儉德的推崇,實際上就想從動因或源頭上防范權力對民財的死亡汲取。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儒家先賢在《大學》中的諄諄告誡:“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災害并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之所以提這些,是想說明:盡管死亡汲取在中國歷史上一直處于循環播放模式,但這種行徑從來都是拿不到桌面上的失德悖德之舉,任何為其辯護或披上道德外衣的做法都會招致人神共憤。


但令人遺憾的是,在改革開放十多年之后,在即將進入21世紀的時候,權力對民財的死亡汲取居然獲得了理論上的支持,悄然披上了金光燦燦的理論袈裟。


這個理論袈裟就是以財政汲取能力為核心的國家能力理論。


1993年,王紹光、胡鞍鋼合著的《中國國家能力報告》正式出版,一時間洛陽紙貴,引起了政界、學界及新聞界的廣泛關注,并對我國的財政體制改革及央地關系制度的設計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中國國家能力報告》特別強調這樣一個觀點:

“國家能力包括四種:汲取財政能力、宏觀調控能力、合法化能力以及強制能力。其中,國家汲取財政能力是最重要的國家能力……強化國家能力,就是強化國家動員和汲取社會資源的能力。反映國家汲取財政能力的最主要指標:一是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二是中央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前者反映了政府動員汲取的社會資源占總的社會資源的份額,后者反映了中央政府動員汲取的社會資源占總的社會資源的份額。”


把國家汲取財政能力作為國家能力中最重要的能力的觀點,實際上就是為權力對民財的死亡汲取提供了理論支持。因為,既然國家汲取財政能力是最重要的國家能力,那么對這種能力無論怎樣強化都不為過。而實際上,對國家汲取財政能力的過度強化必然會導致死亡汲取。三年自然災害中的大饑荒,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因為,沒有國家對農民糧食的過度征收,就不會有那個年代數千萬農民因饑餓而死亡的悲劇。


應該說明的是,《中國國家能力報告》的寫作有特定的時代背景和現實需求,而且兩位作者都是腳踏實地、學品高潔的純學者,絕非媚權謀利的投機者,在該報告為他們贏得了巨大的學術聲譽及體制的高度認可之后,二人至今依舊堅守校園、堅守學術,這一事實已經證明了其學品人格。但對二位作者私德學品及學術成就的認可和敬仰,并不妨礙我對其某些學術觀點的質疑和批判。


在筆者看來,國家能力一定要圍繞國家的存在價值來構建。偏離國家存在價值的國家能力理論,只會把國家能力引向偏離國家存在價值的方向。因此,國家能力應該是實現國家的存在價值的能力——在現代文明社會,國家能力無疑是保障民眾福祉的能力。而《中國國家能力報告》卻是這樣來定義國家能力:“國家能力是指國家(中央政府)將自己的意志、目標轉化為現實的能力。” 由于國家(中央政府)的意志、目標是由執政者確定的,并不一定完全符合國家的存在價值。這樣,該報告對國家能力的界定就完全脫離了國家的存在價值——其在界定國家能力時對國家存在價值只字未提,而是以“國家(中央政府)的意志、目標”取代國家存在價值。正是這種完全脫離國家的存在價值來構建國家能力的價值導向,才導致二位作者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國家汲取財政能力是最重要的國家能力……強化國家能力,就是強化國家動員和汲取社會資源的能力。”


顯然,國家汲取財政能力只有在保障民眾福祉的前提下才能構成國家能力。如果偏離了保障民眾福祉的國家存在價值,財政汲取能力越強,國家能力反而越弱。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正是由于國家汲取財政能力的過于強大,才導致了大饑荒,進而導致國家權威及合法性的急劇滑落,即國家能力的急劇下降。


而《中國國家能力報告》所宣揚的,正是這種脫離國家的存在價值來構建國家能力并把國家財政汲取能力視為最重要的國家能力的理論主張,它在客觀上為國家無限強化其財政汲取能力提供了理論支持。而脫離國家的存在價值無限強化國家財政汲取能力的權力邏輯,最終必然會導致死亡汲取的悲劇。


這樣的理論,無異于為導致死亡汲取的權力邏輯披上了代表大慈大悲的袈裟。


不剝掉這樣的理論袈裟,就無法看透這種權力邏輯背后的死亡汲取,也就無法理解死亡稅率、死亡吏率的本質和生成機制。


今天民企的痛,實際上是全中國的痛;正如當年中國農民的悲劇,實際上也是全民族的悲劇一樣。對別人的悲劇幸災樂禍或袖手旁觀,是一個人低群商的表現。而群商,正是我們這個高智商、高情商的民族最短的腦板。


我尊重企業家們的在商言商,尊重每一個人自掃門前雪的行為選擇,但別忘了,世界是平的,至少一國之內是平的,所有中國人都是拴在同一根血脈之繩上的螞蚱,一個人的不幸早晚會成為其他人的不幸。正因如此,只有從更廣的共同體的視野出發,才能認清死亡稅率和死亡吏率的本質和生成機制,才能通過避免一部分人的悲劇來防止所有人的悲劇,而不是把一部分人的悲劇轉嫁給另一部分人。


先賢的告誡鏗然有聲:“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這個義,就是道義,就是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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